瞿同祖指出，儒家关于君子小人及贵贱上下的理论仍为社会的中心思想，习俗和法律一直承认他们之间优越于卑劣关系之对立，承认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承认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赋予士大夫以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种种特权。
2.个人信息权益的权能说 一些民法学者不同意个人信息权的权能说，而选择将权利束与个人信息权益的概念联系起来。即便在德国，立法机关也没有将个人信息自决权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
上述制度设计充分表明，国家建构的个人信息保护秩序，主要表现为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而处理规则又内在地包含了个人信息权利束的内容及其行权方式，与个人信息权利束具有目标和内容上的同构性。这不但可以避免民事诉讼一事一诉的低效和判决效果的局限性问题，还可以通过形成一般性规则来对同类问题进行整体规制，实现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效率优化。如果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既违反了权利束对应的合规要求，也给个人民事实体权益造成了实际损害，个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损害赔偿。从政治哲学层面看，正是为了消除私人执法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低效率，人们才选择把私人执行权交给国家，以避免付出巨大的制度性成本。由于可携权是一种能够促进实现个人信息权益、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益、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之间再平衡的策略性规制工具，如何协调可携权所涉及的各种利益和价值，是对可携权作出具体制度安排时需要关注的焦点。
侵犯这些权利并不直接等于侵犯个人的民法人格权益，个人不能仅以个人信息处理者侵犯其个人信息权利束中的权利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二）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保存期限。[58]与此同时，提出种族平等建议也不意味着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尊重人权。
[90] 在旧金山会议辩论期间的5月7日（德国投降前一天），一份在美国家喻户晓的著名周刊杂志《生活》（Life）刊登出以暴行（Atrocities）为题的图片报道，刊出了许多纳粹集中营惨不忍睹的幸存者、堆积的尸体的照片。[109] （4）宪章第56条规定：各会员国担允采取共同及个别行动与本组织合作，以达成第55条所载之宗旨。但有效的国际组织一词被罗斯福删去，因为他认为为时过早，担心这种说法会在美国引起怀疑和反对。[22]在二战结束之前，又有21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家宣言》。
第一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言论和表达的自由。[36]1942年2月19日，在《联合国家宣言》公布后不久，罗斯福总统还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军方将居住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强行转移到内陆16个拘留中心和10个集中营。
通过这个宣言，罗斯福确保人权在战争目标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并为同盟国广泛接受。1943年3月，罗斯福在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Robert Eden）两次会谈中都提到应把中国视为大国之一。罗斯福把新政改革与反抗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报道指出：上周即将胜利的喜悦被盟军所揭露的遍布德国之暴行的残忍事实所刺醒。
[135]《联合国宪章》人权条款是战后形成的国际人权法的第一块奠基石，同时也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新纪元。[4] 虽然国情咨文的大部分是总统的写作班子完成的，但关于四大自由的那一段是由罗斯福自己动笔写的。会议最后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强调人权国际保护的重要性，其中一个决议专门处理国际人权保护事项。关于战后成立新的国际组织，几个大国考虑更多的是体现大国的特殊责任、投票程序以及防止侵略等问题。
罗斯福不顾苏联和英国的反对，主张把正在艰难抗日并牵制着大部分日本陆上兵力的中国也列为大国。[122] Bruno Simma, Daniel-Erasmus Khan, Georg Nolte Andreas Paulus eds.,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 Commentary,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860. [123]《国际联盟盟约》仅在第23条提到各缔约国确保公平和人道之劳动条件以及承允委任统治地内土著人之公平待遇。
[34]所以，与1919年成立的国际联盟不同，由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四大自由作为反侵略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以尊重人权为宗旨有其历史必然性。人权同和平与安全、发展并驾齐驱，已成为联合国系统的三大支柱。
在旧金山会议召开之前，美国一些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就对《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感到非常失望，他们希望国际人权法案能成为《联合国宪章》的一个组成部分，建议成立一个人权和基本自由委员会，其首要任务是起草国际人权宣言。[26]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的10月21日，赫尔建议会议通过四国宣言。考虑到《联合国宪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对数百万无辜人类的屠杀之后起草的，因此将这一主题列入联合国宗旨并不令人意外。冷战开始后不久的1948年至1954年，在美国政府的认可或支持下，一些拉美国家如委内瑞拉、秘鲁、古巴、危地马拉等相继发生推翻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波兰代表10月15日签署了宪章，因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为51个。英国代表卡多根认为宪章加入人权内容会导致对会员国国内政策的批评因而违反了主权原则。
我认为，这八个词是对人权思想的承诺，是对处理任何地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国际责任的承诺。著名的智利国际法学者阿尔瓦雷斯（Alejandro álvarez）自20世纪初就开始建立关于承认的拉丁美洲国际法，并对个人权利的国际承认进行概念化。
在这个会议上，参会各国可分为三组国家：第一组由拉美国家、少数西方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以及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组成。[3] 通过将在欧洲的战争定位为权利与压迫、自由与暴政之间的冲突，罗斯福找到了他在大西洋彼岸的巨大冲突中支持一方的切实必要性和基本理由。
[42]但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苏联代表坚持新的国际组织应只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事项。《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由于第1、2条规定了国际组织的目的和原则，因此没有设置序言。
1919年2月在巴黎和会起草国联盟约时，日本作为五大国中唯一非白种人大国，除了保护日本人移民在外不受歧视，更需要在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中确保种族平等，因而提出了种族平等建议。《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没有关于第56条的相应条款，在旧金山会议上，加拿大、澳大利亚代表团先后提出了建议条款，最后由澳大利亚、苏联和美国代表组成的小组委员会最后敲定了第56条的规定。这份文件阐述了中国对建立世界和平机构所持的基本观点，其中在（一）一般原则之下的第2项提到各国应确认国家平等与种族平等之原则。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了四天会晤，史称德黑兰会议。
《世界人权宣言》是对《联合国宪章》人权条款的权威解释。[79]如果没有拉美国家的集体努力，很可能《联合国宪章》就不会增加到七项人权条款了。
[83]为了平息非政府组织对《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的不满，美国国务院依靠通过以往的人权规划工作在非政府组织内部建立的广泛联系网，安排与各主要组织举行会议。二战期间，有12万名日裔美国人作为特定的少数人种群体遭到关押。
最后会议同意用四大国名义发表宣言。会议主要议题是全面商讨和制定两国联合作战的共同战略。
[45]这实际上是一种妥协规定，因为在国际组织建立有效的人权保障制度会对同盟大国提出挑战性问题：斯大林的极权统治和古拉格劳改营、英国的殖民地体系、美国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联合国会员国为了履行《联合国宪章》，有义务严格遵守已批准和加入的人权条约，尊重联合国各机构有关人权方面的决议，并积极批准尚未参加的人权条约。[75]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18-19. [76] Kathryn Sikkink,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s Norm Protagonists of the Idea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20 Global Governance 389, 392-393(2014). [77] Paul G. Laure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Visions Seen, 3rd Edi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p.168-170; Manuel S. Canyes, The Inter-American System and the Conference of Chapultepec, 39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04, 512, 516(1945). [78]《关于重组、巩固和加强美洲国家间的体系的协议》（1945年3月8日），载《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5页。《联合国宪章》序言开宗明义地宣布：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
[113] Robert Jennings Arthur Watts ed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9th Edition, Vol.1-Part 2, Longman, 1992, p.989. [114] Bruno Simma, Daniel-Erasmus Khan, Georg Nolte Andreas Paulus eds.,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 Commentary,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684. [115]UN Doc. E/4393(1967), p.17-18. [116]UN Doc. E/4832/Add.1(1970), p.8-9. [117]U. N. C. I. O. Docs., Vol.3, p.20. [118]Leland M. Goodrich Edvard Hambro,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entary and Documents, 2nd and Revised Edition, World Peace Foundation, 1949, p.374. [119]UN Doc. E/2/110. [120]UN Doc. E/1985/17. [121]许光建主编：《联合国宪章诠释》，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页。二战期间被委任为英国陆军元帅的南非总理扬·斯马茨（Jan Smuts）坚持主张增加一个表明国际组织基本目的和原则的序言，获得会议一致支持。
例如，早在1938年，美洲国家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第八届会议上就通过了《捍卫人权宣言》，同时还通过了谴责种族和宗教迫害的决议、支持妇女权利的决议以及关于工人结社自由的决议。[35]例如，美国不仅在国内继续维持对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和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制度，而且在军队中也实行种族隔离，直到1945年1月才宣布黑人军队与白人军队合编为一支部队到德国本土作战。
[64]日本政府全权代表牧野伸显男爵建议，在盟约草案第21条中加入所有国际联盟成员国负有不得基于种族和国籍歧视外国人的义务。美国将代表欧洲主要大国正式向旧金山会议提交非政府组织的建议，他承认，非政府组织对美国代表团的帮助和建议是无价的。